王榮文／華文朗讀節發起人、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董事長、遠流出版事業發行人
我在出版界已經超過45年，擔任台北國際書展基金會董事長期間，一直希望能兼容並蓄全世界最重要的兩大書展——以版權市場為主的法蘭克福書展，以及把作家與讀者互動為核心的萊比錫書展。但最終台北書展還是參考法蘭克福居多，所以我卸任後，就想要把萊比錫書展朗讀會的模式引進台灣。2013年，便發起了華文朗讀節。
跨界共讀文學之美，造就愛書人的嘉年華會
從第一屆起，「跨界」就是朗讀節的傳統，因為主辦場地華山文創園區的特色就是跨界，所以我期待策展人來呈現朗讀節的跨界，像是用聲音來豐富文字，或引進不同領域的讀書人，包括電影界、導演、明星、劇場等。
此外，也希望有別於台北書展，讓創作者本身的才華有機會被更細緻地彰顯，所以喊出「春看書展，秋聽朗讀」，在台北、高雄同時動員百家出版社，推出百本朗讀選書和萬種出版作品，邀請人氣作家、各界名人共同參與，同時間還有各種藝文表演，造就一場跨界文學嘉年華會。
比較行之有年的，是每年都會有一場馮翊綱朗讀金庸作品，聽他讀金庸，儘管一個字都沒改，但是他聲音中有表情、有感情，聽眾情緒跟著起伏，讓我真正感受朗讀的力量。蔣勳今年首度加入朗讀節，過去他曾在TED╳Taipei用18分鐘朗讀一首詩，動人極了！
辦了三年後，2016年我才真正去一趟萊比錫，見識那個盛況，雖然說不上震撼，但還是很出乎意料。現場看不到什麼宣傳，但就有作家到咖啡館朗讀，也有人要付錢聽，一場要價十幾塊歐元。萊比錫人口不過就跟台灣的板橋一樣多、約55幾萬人，但在那三到四天之間，竟然可以有高達三千七百場的大小演出，從早到晚所有的咖啡館和酒館都被徵用成朗讀講座，也不是為了賣書，但全世界的出版人都會在每年的同個時間造訪那個小鎮，在各個角落朗讀、聆聽，自然而然形成書界盛事。台灣要以此為標竿，還需要很多努力。
主題反思自由 回顧台灣1968大時代
今年朗讀節主題是「讓想像力自由」，以1968年法國五月革命為發想，要在出版業這麼不景氣的當下，發起書業革命，我也藉此機會回顧了一下1968年的自己。
照片是很好的回憶線索。那一年我大二，照片都是在野外露營，但其實心裡是在思考人生的意義。我算是班上的活躍人物，常約大家去爬山露營。記得有次大家去石碇皇帝殿爬陵線，傍晚他們都回家了，我卻自己帶著一頂蚊帳在山上野宿，有次也一個人躲到政大後山黑夜沈思。現在想想，當時我心裡應該是有一塊自己也不能理解的地方。
為什麼當時會做這樣的事？主要是受大一買的一本書的影響—— 弗蘭克（Viktor E. Frankl）醫師所寫的《 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那是一個存在主義很流行的時代，但其實這本書講的不是存在主義，而是心理學。作者藉由年少時親身在集中營內的體悟，針對集中營的倖存者研究，發現能在獄中堅持活下來的人，都找到了生命的意義和活下的理由，他因此發展出一種「意義治療法」，所有人都要找到他生命存在的意義（search for meaning），才能活下去。
這本書養成了我後來做事情的一個重要習慣——尋找意義。辦華文朗讀節，就要找出辦這個活動的意義，不管用企管理論、社會學理論等，也會問每個人為什麼參加？如果他能說出一個說服我的理由，那他就能享有我所賦予的無限自由。
不過，1968雖然是西方國家流行存在主義和嬉皮的年代，但台灣卻是前總統蔣經國在整理自己班底，《文星》書店也是在那一年歇業，我在那樣的環境下定型了一些價值觀，直到現在。
我中學起就相當崇拜胡適，從高中到現在寫日記筆記都還是寫「胡適體」。60年代《文星》雜誌以李敖為總舵手，大力支持胡適的全盤西化，掀起中西文化論戰，也得罪了當權，最後被迫於1965年停刊。所以我1967年到台北上大學，第一件事就是到文星書店朝聖。雖然停刊了，但看到搬到峨嵋街的文星書店裡滿店書刊雜誌，極具現代性佈置的櫥窗裡有「古龍御用封面畫家」龍思良為《文星》雜誌創作的各式封面、「播種者胡適」的照片、和一簍雞蛋，那是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文化的震撼。
還有一段後話是，1975年我創辦遠流出版社，資本額40萬。那時得到一個消息是文星書店創辦人蕭孟能要將當年的圖書室賣掉。蕭要賣我10萬，這對我不是小數字，但我一口氣答應，自己找來七輛大卡車載走。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揮汗如雨的搬書時，李敖還從隔壁探出頭來說，「你要這堆垃圾幹嘛？」然而當年許多文星作家和李敖的手稿都成為我很重要的收藏。
面對書業蕭條 朗讀節還有三大挑戰
出版業曾經有過繁榮，但如今在台灣推廣閱讀、朗讀，卻是困難重重。六年來，我們花了很多心思企劃、佈置場地、營造氣氛，但成果還是有限。原因在於，朗讀在歐洲自有其傳統，但在台灣，讀書還是很個人的活動，儘管我們一直努力把朗讀變成有感染力、有溫度的行動，但要民眾去聽一場公開朗讀，接受度還是有限。
所以我認為，如果華文朗讀節要發展下去，也要累積出一個儀式，也許要像ＴＥＤ。學習，他們有一套很成熟的Know-how，讓任何要上場演講的人知道要怎麼在十八分鐘之內，完整表達理念，並與台下互動。現在朗讀節雖然會有導演安排、彩排走位，不過因為一場至少一小時，場地規格有限，未來我們要繼續辦下去，也要想辦法讓來朗讀的人，有個guideline依循。
另一個困境是，華文朗讀節至今還沒有找到很好的商業模式。我們堅持不把交易納入，固然是和台北國際書展做出了區隔，但沒有書商來，活動經費誰要出？所以老實說這幾年下來，我們試過擺攤、賣票與否等，成效都不是很好，因為最終，我們還是希望把重點放在「鼓動出版社、作家和讀者的熱情」。這最重要，如果沒有做成，一切都是空想。
最後，近來台灣在華文出版的發展上受到一些市場上的限制，但文學之所以可貴，在於即便是同一種語言，也會因為你生活環境的不同而長出不同的花朵，所以台灣要證明自身的辦法，就是要能寫出更強大的作品。
我一直想做的都是擴大內容價值，不管是出版書，還是做文創園區。我以前對出版最大的企圖，是做出像《哈利波特》那種作品，可以賣到全世界講英語的國家，台灣作家如果作品夠好，也可賣到全世界懂華文的地方。中國大陸歡迎台灣的作家，只是不歡迎出版家，從這點來看，內容才重要。
所以，即便紙本市場正在消退，但我相信，文字的意義和文學的魔法，永遠不會消逝；言說的技巧、說故事的魔力，也永遠都會被需要。不管載體怎麼變化，永遠都會有創作者，也永遠都有出版人或策展人服務他，只是不知道未來這個行業會在哪裡繁榮——至於你能不能走到那邊，並把自己放在對的位置，則是每個人的選擇。
今年朗讀節，我會和大家一起帶著書本上街頭，期待為內容產業創造集體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