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沒有記憶,但也可以說海有記憶,海上的浪和石頭,都必然存在著時間的刻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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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成德、吳光庭:國際性 V.S. 在地性——台灣晚近三十年建築側記
09/27 2018
曾成德、吳光庭:國際性 V.S. 在地性——台灣晚近三十年建築側記

22 年前受新建築社的邀約所寫的文章。以日文載於 1996 年日本「新建築」住宅特輯雜誌,1998 年增補後以中文刊於「建築 Dialogue」。書寫當時正值台海危機,是冷戰結束以來海峽兩岸最緊長的對峙。把 1996 年視為當代台灣的元年或許一點也不過份,當年正是台灣舉行第一次民選總統之年,也正是當代的台灣在國際上為自己找尋定位之際。 當時為日本發行的國際性建築期刊寫這篇文章,目的是希望在全球化的狂流裡,台灣在全球的地位能夠超越電腦代工業的供應鏈,讓台灣建築作為一種文化生產,能夠世界被看見。因此特地引用了文化評論家詹明信對台灣電影的觀察,期許台灣建築。轉眼 20 年過了,世界改變,我們對全球化的觀點也改變,而黃聲遠領頭的台灣建築也逐漸被世界看見。 日前 50 多年前開創建築新局的 Robert Venturi 過世。他的過世誠然是一個時代終結的表徵,但也正提醒我們:在一個惰性思考、失去批判力,卻又紛紛擾擾的當前,我們應當重拾 '68 年代的精神,以自覺面對世界、社會與建築 -- 恰如他當年的處境,而「我國建築的自覺運動」仍然處於急迫的狀態。這也是將 '68 年精神帶回台灣建築界的漢寶德先生再三的提示。面對 20 年來的改變,先以此文作為一個點,作為分享討論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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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21日,執政長達32年,二個月前甫獲七度連任的印尼總統蘇哈托突然宣布辭職,此一變化讓所有的政治觀察家覺得錯愕。蘇哈托的下台,除了其已失去大部份國會與軍方的支持外,最大的原因乃在於三個月來長期示威的印尼學生運動。

在整個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這股似乎永不消退的學生運動。迫使蘇哈托下台的學生運動正是擁護著他在1966年要求當時戀棧權力的蘇哈托交出政權的同一股力量。這也是類似此一力量在法國的「六八年五月學生運動」迫使彼時法國總統戴高樂下野。今年五月又正值「六八年五月事件」的30周年,似乎在今天,我們還能濃烈的感受到1968年——美國《生活》雜誌在次年發行的特刊裡所宣稱的「不可思議的一年」。當年全球大學校園的反抗運動、布拉格之春、巴黎五月事件、馬丁.路德.金恩與甘迺迪遇刺、反戰運動等各個事件的狂飆與激盪似乎還迴響在今天。

台灣在這30年間亦隨著時代的潮流走向了一個不可能的轉變。

一個外國和外來者或許可以將此觀看都市經驗的方法連接到(台灣)這小島的「總體性之再現」,認為這島嶼同時也是一個「非國家的國家」,⋯⋯我在此半邊疆國家的作品中所發現的在地性倒不是傳統意味下所謂的本土性,而無寧是為此作品在普同意義上所賦予的國際性美學價值。

——詹明信《重構台北》,1992

很遺憾,我國的正統建築數千年來,未達到自覺的境界,我們沒有創造性的新形式,沒有思想深刻的美學,甚至沒有機能問題的討論。⋯⋯我國當前建築堪稱數千年無意義建築傳統的延續。⋯⋯因此,我們覺得(我國)當前的建築問題,在根本上需要一個全面的徹悟,以結束我國幾千年來沈淪於其中無意義或盲目的傳統。

——漢寶德〈我國當前建築之自覺運動〉, 1962

 

本土意識的抬頭

 

在 1996 年間3月中旬的兩週,台灣曾經是國際新聞媒體的焦點。面對中共飛彈試射及軍事演習、台灣在總統民選前夕的表現令國際社會側目。《Newsweek》的封面報導指出台灣有著一個新的認知:相對於過去的國際意象上是一個依賴協防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在本土意識裡有著自信獨立的性格。記者 Dorinda Elliott 在該文中觀察到此一變化,強烈自覺的表現在各種社會現況與文化現象上。

 

後現代主義學者詹明信(Fredirc Jamoson)在《重構台北》所發現的價值顯然便建立於此一新的認知上。Jamoson 藉著電影背景裡的城市景象,指出作品本身呈現著對於當前台灣的新處境的自覺。相較之下,漢寶德〈我國當前建築之自覺運動〉所討論的,除了對台灣在母文化的傳承所表現的僵化與無意識表明不耐之外,更對當時建築師、設計界及社會的毫無創思、不具自覺的態度提出要求。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段文字出現的前後時間差的範圍裡,兩者共同討論的現象——台灣實質環境的狀態——表現出台灣內部產生了一個巨大的轉變。此一轉變便是《新聞週刊》文中所謂的新的認知,而此一自覺意識的發生便在這約莫的30年裡。

 

西方建築在這期間正經驗著創作態度在設計意識上的覺醒。在戰後20年左右的當時,西方建築表現上的營建熱潮掩蓋了其內在的困乏:戰後現代運動的主要領導者或者業務纏身或者凋零老去,世界初前衛派的革命意識已凝定而成國際式樣的美學風格,新世紀烏托邦的理想在教條式的城市規劃執行後遭致質疑與挑戰。今日我們所目睹的形式實驗、設計理論與概念意識事實上是西方建築借由現代主義晚期的真空狀態經歷30年的演變之後的結果。在研究台灣晚近建築時討論西方建築的變遷不僅是在觀點上將其視為平行比較的外在對象,更在觀念上接受其為構成演化的內在要素。

 

台灣的特殊性格源自其先天上的地理條件因素、與後天上的歷史身世因緣。其海洋島嶼的環境常呈現台灣受世界體系牽連所影響的包容性多元性格。以歷史而言,台灣在領土邊緣的現實乃產生其面對母國/強權的依附而形成抗爭性自發性格。此種原生的文化性格自然呈現在表象的形式上也必然存在於隱藏的結構裡:當我們簡單的企圖以國際性與在地性的兩種說法分別歸類它們時,不僅不應簡化或忽略其背後常相互矛盾的包容體質與抗爭態度,且更應特別注意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因為當兩種個性衝突或疊合之時便帶來台灣社會的變遷:台灣社會與建築過去30年的覺醒便是此二性格相互作用的結果。

 

「1966」年常代表性的作為台灣追求自給自足的自覺意識過程的開始。自該年起,美國停止經濟援助台灣。該年對於台灣現代史因而俱有重大的象徵性意義。

 

法國在 1963 年承認中共對台灣而言是個重大的國際挫折,但這僅是個預兆:自當時算起的十五年間,台灣將遭遇退出聯合國(1971)、「中」日建交(1972)及「中」美建交(1978)。這一連串的國際性挫敗使得台灣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內政經濟上,一系列的經濟計劃與十大建設不僅使得台灣的國民所得在十年內成長了四倍,更在安渡全球性的石油危機之餘將產業體質由輕工業轉換成石化等重工業。這時期是台灣在對抗國際劣勢時企圖自給自足的自覺運動的開始。

 

對等的,在建築上象徵台灣當時政治經濟狀況無非是台灣第一百貨公司(1966),它的機能恰如其分的說明了 個新的經濟發展期的開始。而代表進入另一個都市發展階段的建築類型不外是最高層化的辦公大樓,如嘉新大樓(1968)或海關大樓(1973)等。當時的國際建築界充斥著如粗獷主義美學的形式樣式。

 

宮殿式建築風格復興

 

1966 年在台灣海峽另一岸的中國大陸則爆發了紅衛兵的文化大革命。台灣在本島內即相對的提出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復古的宮殿式風格自然被擴張到極限。而其代表作,圓山大飯店(1971)適時適地的出現。此種沿襲歷史風格的地域形式主義由於符合官方「正統中國」的意識形態與「統一中國」的反共政策乃繼續成為公共工程的制式建築風格。直至 1976 年破土的中正紀年堂在意義上象徵著蔣介石政權的終結,在風格上則意味著此一未經檢討、未曾自覺的建築樣式也走到了形式的盡頭。

 

在七〇年代的後半,台灣各個社會層面充滿了以現代化/國際化發展台灣的粗略概念與強烈企圖:「實際效益」(重商主義、機能主義),注重經濟建設的內政成果正逐步呈現。即使國際經濟上的第二次石油危機或外交政治上的「中」美建交亦未能撼動持續的成長,1978 年——締交當年及能源危機前夕——台灣的經濟成長到達歷年最高的 14 %。

 

在此時期,台灣建築實務界不加思索的追隨著西方晚期現代主義的風格。藉由以刻意誇張的感官主義表達與歐美同步的國際流行。例如表現材料的國泰人壽大樓(1977,台灣第一棟不鏽鋼帷幕牆大樓)、金銀雙星(1980)等,凸顯挑高中庭的財神酒店(1978)、環亞世界(1983)等以及展現高度的第一銀行大樓(1981)與台電大樓(1982)等。當時美國建築界成功的開發商建築師 John Portman 的專輯是事務所所必備的參考書,連帶其作品風格也成了模仿的對象。

 

1966 年,在西方建築界是深具重要意義的啓發性年代。Robert Venturi 的《建築中的多義與歧異》;Aldo Rossi 之《城市建築》;紐約市的 Five Archetects一書出刊。這是當代建築的轉捩點。從此,我們有意識的對建築展開全面的思索與創作。

 

這一轉變在七〇年代終於開始呈現在國際化日益快速的台灣建築界。留學於 Harvard 與 Princeton 的漢寶德返台,接掌東海大學建築系,為文介紹 Venturi 與多元性的建築觀並在其作品中有意識的嘗試當時爭議性仍然極高的「灰派」折衷概念內容成「白派」純粹形式語彙。

 

「中」美建交為台灣社會帶來短暫的恐慌,也同時促成島內本土意識的擴張。事實上島內的本土意識的覺醒幾乎平行於國際上的社會革命運動(文化大革命、嬉皮運動、布拉格之春及巴黎學生運動等)。本土意識的自覺運動自 1966 年的復甦開始藉由每年一度的少棒比賽釋放其能量,而在 1971 年的保衛釣魚台列島運動上宣泄了累積的情緒。自此,本土意識與抗爭情緒逐漸滲透進入台灣的各個社會階層及各種局面現象。在藝文界裡尤其清楚的呈現出其要求:例如從事本土現代舞創作的「雲門舞集」(1973)及主張「唱自己的歌」的現代民歌(1973-75)。

 

反思本土式建築

 

在 1977 年,文學界隨即爆發了所謂的「鄉土文學論戰」。鄉土文學論戰可以說是知識份子在台灣前途危機意識的多少累積下在文學上的反應。在「傳統與現代」及「中國與西方」的爭議中提出「鄉土」意識形態為創作源起的抗爭性文學運動。建築界受其啓發,重新在「復古式建築」與「現代建築」間提出「本土性建築」的構思。然而真正提供「本土性建築」最終表達形式的聯想的仍是西方建築界⋯⋯。

 

同樣是在 1977 年,西方建築界出現了《後現代主義》。Charles Jencks 出版了《後現代建築的語言》,Ray C. Smith 印行了《超風範主義》,Christopher 提出了抗拒於現代主義的《模式語言》,最後,如果不是最重要起碼也是最明確的則是為後現代主義提供了手法論的 Colin Rowe 與 Fred koetter 之鉅著《拼貼城市》。

 

突然之間,反動於現代西化的台灣本土建築迅速的吸收了後現代建築的主張。台灣鄉土派版本的「後現代建築」轉瞬間出現於台灣。漢寶德的彰化文化中心(1978)與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85)及李祖原的大安國宅(1984)與東王漢宮(1986)都是屬於此一類的作品。此種拼湊的、剪貼的、變形的後現代形式取代了復古式建築並且相當受到歡迎,由官式公共建築類型擴散至民間祝商建築,普遍的出現在台灣的城市景觀,而更令人訝異的是此一風格象徵著進步,隨著兩岸關係的變化,由台商在過去十年間反向移植進入中國大陸。

 

現代史上台灣社會變遷最多的就在過去十年裡。1986 年,台灣島內出現了第一個反對政黨——「民主進步黨」。自此,草根性的抗爭意識如環保、反核、同性戀、原住民、工商團體、「無殼蝸牛」等等各種社會運動展開在每個角落。此種被稱為自力救濟的抗爭性自覺運動藉著快速變化的不可逆機會,擴散到社會各個層面。經由解嚴(1987)、蔣經國死亡(1988)、到總統民選(1996),民眾的自覺意識與自決主張一步步的隨著政治開放而昇高,台灣的社會頓時出現眾聲喧嘩的解放狀態。

 

也就在此時,1988 年,紐約的現代美術館展出了所謂的「解釋式建築」。西方建築界乃由拼湊圖像的後現代主義風潮中解放轉而承受恣情縱慾的解構主義的撼動。承接著國際建築的解構美學與本土社會的解嚴亂象,房地產業的脫序狂飆與形式風格的解放狂野構成此一階段的島內建築活動。

 

在晚近台灣建築的「後現代」與「解構」現象裡,我們注意到其在地性的特質與國際性的潮流異常迅速的結合於一起。此一情形,Jameson 認為,在後期資產主義社會的文化邏輯觀點下是必然的。他因而提醒我們在後現代裡,由於社會架構迥異於以往,我們得以完全不同於過去的態度仔細思辨普同的國際性與在地的特殊性的關係。於此,我們乃得以討論台灣新生代建築師作品的意義。

 

台灣新一代建築師的作品,依其特性,粗略可分為兩類。首先一類作品由於其八〇年代的養成背景,乃反動著當前的風潮,直接要求於在地性的狀態下回到建構上去解決問題。而另外一種作品的個性,也許來自九〇年的教育體質,繼續在國際化的過程裡重新定義建築的可能內容。前者如簡學義在自宅(1995)的雕琢細部與施工,又如張樞於新光社會服務中心(1995)的捏塑空間與幾何:而後者則似 Kyoto Matsuoka (松崗恭子)加王大君在米蘭三年展(1996)的「再計劃」,或如陸希傑在旅人驛競圖(1994)的譜記操作。

 

相較於台灣九〇年代的菁英建築作品——如姚仁喜的富邦銀行(1995)與象集團的冬山河——這些作品並不直接呈現島內的經濟狀態或環境問題,然而這些作品的操作與議題則不自覺的呈現有關建築的內在條件並傳達牽涉社會的外在狀態。就如前述的 Matsuoka 加王在台灣的一系列作品在其形式裡不斷出現切割、展開、疊合、錯移等技法的操作,而在其概念裡則持續針對地球村落、電子社會、網路空間、虛擬場所等環宇衝擊進行討論。因之,作品裡的不同層次,一方面「在一系列由箱子疊合的空間裡描繪,構成了台灣」,一方面「表現著台灣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正如其居民住在其城市的方盒子一般」。作品的主題,Jameson因而在其文中直接指出,「可以提供一種『國族寓言』」。

 

在文章裡借由 Frank Gehry 的自宅作品來串接當前文化狀態。在此篇文章裡,他以一通俗小說系統的主角 John O’Hara 測繪權力地圖為例,指出即便是地方小鎮為起始點也可丈量至州甚或其他聯邦國家。甚至,他說,目前此一牽連關係已直指「地球村落」。依此觀點,世界政經局勢的一個剖面就是台灣建築的狀態:台灣的建築作品、台灣的都會現象、台灣的國際處境因而「呈現一種全球性的『徵候』」。

 

(原文刊登於《建築dialogue雜誌》,1998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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